90年前的苏区: 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

发布时间: 2022-07-01 21:18:19 来源:环球国际客户端 作者:环球国际线上下载

  1931年11月,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中国创建的红色政权首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90年前,一群胸怀理想奔赴海外探寻救国之路的杰出知识青年,怀着共同的梦想来到中央苏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用所知所学开启建立一个新政权的伟大实践,成为苏区政治、经济、司法、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近日,记者来到瑞金市绵塘小学。下午4点多,有些孩子在操场上组队竞技、挥洒汗水,有些孩子在教室里聆听心理健康课……不久前,学校推出下午4点至5点半的两课时服务,学生们可以参与艺术、体育、心理健康等丰富多彩的课程。

  这一幕,让人联想到90年前——当年的苏区教育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都不禁发出赞叹。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群众教育在情况稳定的苏区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在模范县兴国,据说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有文化的——比那个有名的洛克菲勒资助的县份还高。”

  “小学前三年科目为国语、算术、游艺(唱歌、运动、手工、图画),但国语课程中要包括乡土地理、革命历史、自然和政治……每周和每天的课程安排要合理分配,符合教学规律。”走进距离红井不远处的列宁小学旧址,许多到访者看到这份科目课程时不禁惊叹:90年前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央苏区就开始实行素质教育!

  引入这一先进教学理念的是当时主持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徐特立,他曾赴法国勤工俭学,考察过比利时、德国的教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宪法大纲中提出“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让在旧社会80%以上都是文盲的民众拥有文化教育权。

  要实现这一点谈何容易。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豪华”的资助相比,当时的苏区教育缺少经费、教师、教材。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张由门板与板凳搭成的床铺……记者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旧址内看到,这就是苏区时期教育部长的办公室兼卧室,从海外归来的徐特立、瞿秋白曾先后在此办公、居住。

  “当时苏区各地创办了大量的列宁小学,以满足儿童教育的需要。针对青壮年无法接受学校教育的情况,各地成立了众多的夜校、半日学校、业余补习班、识字班、俱乐部等,在村头路口、街头巷尾设立识字牌,利用各种空闲时间教群众识字。”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燕林说。

  江西赣州市兴国县鼎龙乡古顺村104岁的朱清平,是当地为数不多仍健在的老红军。他仍记得儿时与村里其他孩子就读列宁小学的情景:“只要想读书,任何人都可以去列宁小学上学。”他记得第一课就学了《工农兵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偏僻山区,中国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史料记载,当时苏区先进县学生入学率达60%,而在白区号称教育最发达的江苏省也只有约10%。

  妇女事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人就开始了妇女解放的探索。

  “中国在开辟苏区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妇女的伟大作用,并感受到旧社会妇女经济地位低下与强迫、买卖的婚姻制度有着必然的关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余伯流说,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既具有国际视野,又了解人民需求,从法律制度、权益保障等多方面为女性“撑腰”。

  1931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迫切需要自己的法律人才。曾在莫斯科留学工作的梁柏台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担负起这一重任。

  “梁柏台在留学期间学习和研究过苏联法律,后来还担任过伯力省法院的审判员,为之后回国领导国内根据地法制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瑞金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央苏区法制史研究会研究员严帆说。

  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梁柏台当选大会主席团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大会通过了梁柏台参与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部红色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提出,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地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梁柏台还参与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等法令,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

  与此同时,由梁柏台签发的《托儿所组织条例》规定:享有苏区宪法规定权利的夫妻所生的小孩且年龄在一个月至5岁都可进托儿所。

  瑞金市大山阻隔,曾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山区。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瑞金,不论是读书识字的“觉醒一代”,还是从未进过学校的乡间农夫、妇孺老人,都知晓了一个拗口的俄语外来词“苏维埃”。

  “苏维埃”源于俄语,原意是“代表会议”“理事会”等。一个俄语单词缘何在90年前大山深处的瑞金生根发芽?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瑞金后产生的中央领导班子,其成员具有下列特点:一是文化水平和思想理论水平普遍很高,有相当多的大学生、留学生,多数人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党龄较长,接受党的教育、组织生活、斗争锻炼多;三是年富力强,多在50岁以下,且以三四十岁的居多。”中央苏区史专家曹春荣说。

  “最典型的一点是,在中央苏区建设的各条战线上,都有不少海外归国人才的身影,其中广为人知的有周恩来、、朱德、陈毅、、蔡和森、张闻天等。”赣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一级调研员胡日旺说,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他们回国后挑起了革命重担,将在海外学习到的先进理念灌注到苏区各项事业的建设中,不断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

  胡日旺说,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统辖总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000万,区域内到处可见“苏维埃”字样的标语、横幅、对联等。红军通过印刷宣传标语、横幅,创作和传唱红色歌谣等方式,让群众逐渐熟悉了这个词。

  巧合的是,赣南客家方言中,“埃”是“我”的意思,群众很自然地就把苏维埃政府称为“埃政府”,也就是“我的政府”。当时的中央苏区出现扩红参军、拥军支前的高潮,240万人口的赣南有33万人参加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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